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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教唆翻供,是否会妨害司法公正

作者:时间:2019-10-25 17:55:10

律师教唆翻供,是否会妨害司法公正?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该条文一直被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侦查人员对辩护律师实施职业报复埋下了隐患,使得本已面对各种风险的刑事律师在执业时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过,即便没有这个条文,《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只是相较而言,《刑法》第306条的指向性更明显,法定刑整体上也更重。

一直以来充满争议的问题是,该条文是否包括“使被告人作虚假供述”这种类型?更具体的说,“使被告人作虚假供述”是否属于法条中的“伪造证据”?

该问题之所以充满争议,是因为条文的字面意思并没有明确地把“被告人供述”排除在外。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证据类型包括“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因此“被告人供述”属于证据。

另一方面,“伪造”一词的含义广泛,对象不限于实体物质。如《刑法》第306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依反对解释,假如是有意伪造的,则属于伪造证据,简言之,证人证言也可以“伪造”。另外在《刑事审判参考》第935号“徐云宝、郑献洋帮助伪造证据案”中,该案例明确,民事诉讼中所作的虚假证言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

但是,文字的字面意思并不总是法律的真实意思,甚至经常不是法律的真实意思,文义解释只是法律适用的起点,划定了一个基本的边界。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法条表述为“故意杀人的”,虽然在日常用语中“人”包括“活人”和“死人”,但是我们不可能认为故意杀人罪包括“死人”在内,因为本罪保护的是人的生命法益,杀害“死人”不会侵害这项法益。

同样的道理,教唆被告人作虚假供述,是否应当包含在辩护人伪造证据中,也应该立足于本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思考。

教唆被告人作虚假供述,不会实质性地妨害司法公正本罪处于“妨害司法罪”这一节中,其保护法益为司法公正。那么,教唆被告人作虚假供述的,是否会妨害司法公正?

立足于法律的整体进行体系解释的话,应当对此问题得出否定的结论。

,被告人和其他人不同,并不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

尽管《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这实际上只是一种任意性的期许,并非强制性的义务。因为《刑事诉讼法》第52条同时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的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有罪的情况下,“如实供述”就意味着自证其罪,因此,可以认为,该原则实际上是根本性地否定了“如实供述”的义务。

从法律后果来看,根据《刑法》第67条第3款,“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据此,被告人如实供述是可以得到奖励的,“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这进一步说明,“如实供述”不是被告人的一项义务。

与之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均明确规定,不管是证人,还是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他们均具有如实陈述事实的义务,如果虚假供述,可能涉嫌伪证罪。

这表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立法者并不指望从被告人的口中来获得司法公正。因此,被告人供述并不涉及伪证的问题,教唆被告人虚假供述的,也并未实质性地提升妨害司法公正的危险。

第二,被告人供述不是定罪的必要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条文表明,被告人的供述并不是定罪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假如一个案子的定罪依赖于被告人的供述,一旦被告人翻供,就无法定罪的话,我们恐难认为该案的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因为言词证据天然就是不稳定的,被告人的供述更是如此。如果说证明体系是一栋大厦的话,将整栋大厦建立在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地基之上,无异于使整栋大厦变成一栋危楼。

第三,教唆被告人翻供的,对司法公正的妨害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需说明的是,教唆被告人翻供,不等于教唆被告人作虚假供述,只有明知被告人翻供的内容虚假时,才涉及到教唆被告人作虚假陈述的问题在被告人自始稳定作虚假陈述的情况不同,假如被告人是中途翻供的,由于供述不稳定,其本身的可信度就很低。

根据刑事法解释、死刑证据规定、排非规定等规定,在被告人翻供时,“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可见,在翻供的场合,假如翻供存在合理的理由,或者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一致时,则应认定翻供内容为真,不属于虚假供述;假如翻供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或者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矛盾,则法院根本就不会采信。

 

简言之,基于司法活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其只能通过事后的资料来回溯性地推测案发时的情况。与被告人自始进行稳定的虚假供述不同,教唆被告人翻供的,如果翻供没有理由,其天然就容易受到怀疑,妨害司法的可能性极低;一旦存在合理理由,则我们也难以认定其属于虚假供述。

因此,如果说被告人虚假供述难以实质性地妨害司法公正,那么中途教唆被告人翻供的,其对司法活动公正性的妨害更是微乎其微。

将被告人供述从306条中排除出去,反而有助于促使司法公正

,将被告人供述从“伪造证据”中排除出去,有助于贯彻落实禁止刑讯逼供如前所述,假如认为被告人的供述是定罪不可或缺的,一旦被告人翻供或者作出不利于定罪的供述,就会导致无法定罪的话,那么这实际上等于在诱使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以图获取有利于定罪的供述,无论该供述真实或虚假。因为出于理性自利,没有被告人会主动去自证其罪,一旦被告人知道缺了自己的定罪供述后就无法实现定罪的话,则更是如此。如果违背理性进行了“如实供述”,完成了定罪,这样的供述本身就是存疑的。

将被告人的供述从“伪造证据”中排除出去,某种意义上是在进一步弱化被告人供述对定罪的意义,通过结果来引导行为,这样就会减弱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动机,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

第二,将被告人供述纳入到“伪造证据”中,实际上是在变相鼓励会见监听

从证明的角度来看,由于“教唆被告人作虚假供述”几乎都是发生在一对一的场合,更具体的说是发生在看守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基本上只有被告人的证言,但是,这属于孤证,出于立功的自利动机,被告人证言的可信度极低,因此单凭此几乎无法实现定罪。

于是,要达到证明的目的,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有通过监听来获取外部的其他证据,来和被告人的证言相印证。就像周浩律师所言,这实际上是在变相鼓励侦查人员对会见进行监听,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敢于让被告人翻供,可以逼使案件办得更加扎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诚然,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会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被告人稳定保持有罪供述的,会有助于定罪的实现。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而且更多是站在控方立场上的锦上添花倘若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案件不管被告人如何翻供(这确实也经常发生),均不影响定罪的话,这可以逼使得案件办得更加扎实,证据更加充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原先的供述不真实,存在刑讯逼供等情况时,他甚至有义务去让被告人“翻供”,从而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的真相。但是,一旦将教唆被告人翻供的情况纳入到“伪造证据”中去,这就会导致辩护律师畏于风险而不敢去做本该做的事情,因为一旦翻供后的供述没有被法院采纳,辩护律师就会面临着伪造证据的风险。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敢于让被告人翻供,反而可以考验司法公正的底线,让案件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综上,不管是立足于法律进行体系解释,还是着眼于制度进行后果考察,都应当将被告人供述排除在刑法第306条之外。刑法具有谦抑性,在动用刑罚时应当慎之又慎,在充满争议的情况中更是应当如此。一旦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它的影响将不限于个案,而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寒蝉效应和蝴蝶效应。将被告人供述纳入到“伪造证据”中去,或者对这种行为不进行严格限定地一概入罪,可能会导致本已失衡的控辩关系更加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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